史载：宋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东坡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而被贬谪黄州。当地有一位叫李方叔的秀才，因为仰慕苏东坡的学识，同情苏东坡的遭遇，与之结成了“忘年交”。哲宗即位后，苏东坡沉冤得以昭雪。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，苏东坡奉旨主持当年的科考，李方叔来京应试，但因为特殊原因而“名落孙山”。一些知晓二人交谊的人，便游说苏东坡，希望能给李方叔留下“一席之地”。苏东坡断然拒绝这样的请求，并修书一封，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方叔，君子之交，务相勉于道，不务相引于利。你我私谊笃深，但我不能因为私谊而损害公法。”拜读苏东坡的来信，李方叔不仅解开了心结，而且从心底里敬佩苏东坡的人品与官德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两人交谊如初，成为“莫逆之交”。

社会学研究表明：人为天地间的万物之灵，具有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属性。作为社会人，在社会中生存发展，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，并与之结成形式多样的情感联合体。在人际关系的构架中，有些关系因为某种特定的机缘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，如亲友关系、学友关系、战友关系，等等。而有的关系则是在后天的交往中形成的，具有多元化和多变性等特点。这类关系，人们习惯将其统称为“朋友关系”。“朋友”一词最早见典于《易·兑》，文曰：“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朋友”，特指门生与故旧。经过历史的变迁和后人的修正，朋友被赋予更广泛的应用空间，成了志趣相近、利益相关、性格相投、情感相通的关系人的结合体。中华民族素有敦亲睦友的优良传统，人们对朋友现象的珍惜由来已久。从孔子的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到屈原的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”；从李白的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到鲁迅的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足见世人对朋友关系的高度关注。从实践层面看，世人对纯洁而高尚的友谊更是推崇有加。春秋时期管仲与鲍叔牙的“管鲍之谊”、三国时期刘关张的“桃园结义”、钟子期与俞伯牙的“知音之交”，因为感情的真挚、厚重与坚韧，被后人奉为楷模。

苏东坡对于“君子之交”的把握与坚守，折射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思想清醒和政治坚定，不仅折服了李方叔，也教化了万千的后来人。无论是古代的鸿儒，还是当代的贤达，都把树立正确的“义利观”摆上了交友的突出位置。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篇中提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著名论断，切中肯綮，警鉴古今。时隔一千五百多年，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的苏东坡，也把“务相勉于道，不务相引于利也”作为考量“君子之交”的标尺和准绳，醍醐灌顶，发人警醒。

借古鉴今，见贤思齐。当今社会，在人际交往领域，有一种倾向不容忽视：一些社会成员带着功利主义的色彩进入人际交往，使择友由道义为先蜕变为利益至上，由彼此勉励蜕变为互相利用，严重地挤压了“君子之交”的生长空间，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，并下大力气予以矫治。首先，要强化“相勉于道”的责任担当。党员干部是社会风气的“保洁员”，是社会政治生态的“净化师”，必须勇敢地承担起“相勉于道”的教育责任，带头净化“朋友圈”，以清正廉明的形象带好团队、教育身边人。其次，要树立正确的“义利观”。守大义、明事理、知分寸，把友谊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，以率先垂范、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，带动交往环境的优化和改善。再次，要尊重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。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，推己及人，将心比心，与人为善，助人为乐，心怀“大我”，抑制“小我”，着力构建“亲”“清”的人际关系，打造和衷共济的人和环境，从而推动伟大事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。